文章作者:吳志強 (中國工程院院士、同濟大學副校長、全國自然資源與國土空間規劃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國土空間規劃分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日前,自然資源部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印發《國土空間規劃技術標準體系建設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這對國家運行發展、規劃學科發展來說均具有深遠的意義。首先,這是黨中央精神的貫徹落實,比如《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將“技術標準體系”作為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四個子體系之一,提出“由自然資源部會同相關部門負責構建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技術標準體系”。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再次明確要求“制定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技術標準”。其次,通過對于西方國家規劃體系尤其是技術標準方面的通盤梳理發現,邁向國家高效、現代化治理乃至于在全球化競爭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關鍵是保障“技術的文明”,即標準。最后,學理與實踐都是國土空間規劃學科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標準規范了學科教育與人才培養的骨架,這是學科得以可持續的基石。在國土空間規劃編制工作深入進行的同時,標準的發布亦可解決其中的不明晰與困惑,逐漸從單一的經驗主義與行政導向,到用科學的證據支撐規劃。
意識到標準的重要性,《行動計劃》對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從三大方面做出了回應。
首先是融合生態文明。生態文明是國家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所需,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所需,但生態文明的思想方法在規劃理論建構與實踐中實際上還是沒有完全導入,盡管解決了過去的多規標準的合一,但沒有完成在思想轉變下真正的轉型,即沒有在實操中做到真正好用。因此在本次《行動計劃》中將直接涉及底線安全、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的技術要求尤其是將可持續性(社會性、經濟性與生態性三大支柱的統一)放到了最高位置。我想特別強調文明,文明不僅是文字化的表達,也是一種國家治理縱向與橫向融合的過程?v向上國家把握關鍵與頭部事項,而賦予地方標準制定充分與靈活的空間以應對發展的不確定性,橫向上整合各方資源,相互配合配套。
第二是回歸規劃要義。《行動計劃》不是內容的拼湊,而是在核心骨架下的融合;不僅僅只是“形”的糅合,而是“神”的凝聚。歷史上中國的規劃體系存在諸多問題。規劃類型上,類型繁雜而分立;運行過程上,“多規并行”使得對于同一議題“空間規劃”其數據基礎、技術標準、編制內容、審批流程等均相對獨立,并且內容重疊,空間嵌套,與管制要求相差甚遠。因此,首先按照 “多規合一”精神和“連續、穩定、轉換、創新”原則,對現行60余項空間類規劃標準進行梳理。涉及土地規劃15項、城鄉規劃46項、海洋規劃4項,其中國標40項。其次,以空間“域”的變化與規劃核心要作為其中的關鍵統領,即遵循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五級三類”基本構架,空間層級上從國家、省、市、縣和鄉鎮,最后落到社區和村莊,工作流程兼顧規劃編制、審批、實施、監督和預警評估、調整等空間規劃的全過程,標準的類型囊括基礎通用、編制審批、實施監督、信息技術四大方面。由此構建了一個具備靈活接口以提供強大生長性與參照性的新標準體系。我們相信只要聚焦這些核心內容,把這些東西捏住,讓全國的所有的規劃都來基于規劃的要義進行工作,這樣就可以快速命中要害,而不是浮于表象,規避內核。
第三是面向技術賦能。中國的國土空間規劃標準體系的發育是喜憂參半的,“憂”來自于全球氣候變化與國際形勢仍舊復雜,未來的不確定逐漸增加這也使得規劃領域中潛在面臨的問題不斷增多。“喜”來自于我們站在了廣泛的世界體系建立經驗的底板之上,兼收并蓄提供了充足的養分,并且正處于一個最好的時代,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發展為解決那些過去用傳統方法難以解決的傳統問題提供了可能。中國的新體系能彎道超車,在世界體系中實現卓越嗎?這充滿挑戰,但我們有信心。在《行動計劃》中,意識到在數字經濟時代,國土空間規劃也面臨著要運用數理邏輯提升對國土空間感知、管控、決策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因此,在規劃標準體系中單獨設立了信息技術類標準,對數據庫、平臺和規劃各管理環節數字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通過行政與技術的融合,理順規劃編制與規劃實施的技術邏輯和相關要求,讓規劃確實得以落地實施,為規劃“編審督”一體化提供統一標尺。
最后,我想強調“行動”。方案做完了,我們的工作結束了嗎?建設空間規劃技術標準體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新技術的誕生,新的規劃的需求不斷對于歷史和過去發起挑戰。因此我們一直在行動,在《行動計劃》中我們對于建設目標、內容與時序的安排與資源保障做了充足的考慮,在曲折的前進中上下求索,以恒久的初心應對變化萬千,我相信技術標準體系的建設會有持續的發展并且在全球競爭、國家治理與學科發展事務中發揮長久的作用。
以上內容來源于:中國國土空間規劃